教义化的部门法学是围绕本国现行实在法展开的活动，必然具有鲜明的本土色彩。
国外的通常做法是把紧急权力交给行政机构实施，不创设新的机构。公共卫生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反映公共卫生的科学规律和特殊要求，紧急状态法的优势在于其严密的程序设置和法治保障。
立法机构可以对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进行调查，如果认为其不必要存在或延续，可以予以撤销。不确定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该事件本身的性质、发生的原因、什么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哪些人会遭遇、对社会的冲击有多大、如何有效应对，等等。[13] 第二、实质法治的检验 基于实质法治的标准来检验现有的法律制度，是一个比较艰难而棘手的问题。最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立法是一个国际趋势，国外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研究和法律经验，在立法技术上不是难题，我国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紧急状态法建议稿。这种做法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一直延续至今。
据《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我国传染病医院数量为167所（另有结核病医院31所、麻风病医院27所）。新冠肺炎疫情属于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1月31日将其认定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这里需要提到，中国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处于科技发展的被动局面，并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因此长期以来都处于科技落后状态，科技立法自然也是缺席的。
人们开始意识到，它的发展影响不应该仅仅是技术经济的，更应该是社会的。总体上早期以市场自由为主，到了后来逐渐重视国家干预，不断出台自上而下的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的政策机制，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之后又逐渐回调，目前处于平衡状态。这种科技活动及其立法范式，在这二三百年的实践中，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后果。所以，场景细分研究很重要。
专利制度和公司制度先从英国兴起，后逐渐发展到美国、德国等国家，形成了科技立法国际发展的第一轮高潮。最后，从立法范畴看，人工智能立法作为科技立法的特别领域法，应当注意一般与具体的结合，还要注意自身与其他法律的交叉。
可见，人工智能科技立法作为科技立法发展到当下的特殊新领域，其转型势在必行。这是极为急迫而重要的。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和制度》一书中提到，个人行为虽然存在自利和受规则与价值体系影响之间的微妙关系，但信任和权力也会潜移默化地塑造个人的心智结构，所以信任也是个人行为非常重要的社会因素[28]（P91-140）例如，为了达到更好地贯彻价值的效果，应当在人工智能设计环节就为技术赋予价值观，把必要的人本要求、社会需要预先嵌入进去，使其成为价值—技术社会—技术系统[21]（P11，42-48）。
这种信息简化主义世界观，引发了有识之士对技术致死的忧惧：如果我们的道德、伦理和公共事务等问题被所谓的技术重构，变得这样简单可控，那么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9]（P92）？此外，人工智能基于它在认知能力上的发展而具有与人的相通性，还带来了棘手的重新塑造人与人造物关系的全新课题。他认为，此前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在科技竞争、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情势下，却付出了损害自然环境、弱势群体等沉重代价，而以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为表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不想重蹈覆辙，那么最好是要管理好这种外部性效应，防范和避免科技应用的意外后果、变革成本、二级影响以及蓄意滥用的伤害等[21]（P3，11）。因为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速度，可能已经超出了人类基因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适应能力[26]（P22）。二战后，各国有的以战后恢复和重建为需要，有的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继续干预科技发展，以促进科技在期待的领域进步、转化和创新。
其次，则是它引起了作为新兴科技事物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此外，以人为本意味着赋能于人，而不是支配人类的命运[21]（P11，32-55）。
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其负效应则可能有失业、责任和义务不合理、向全天候服务转变、诱发黑客和网络安全风险等[20]（P161-166）。其四，科技立法在技术—经济范式下，对于科技社会问题并非完全弃之不顾，但在规范上是附带的，而且很多是为了减缓贯彻科技经济主义的社会后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国基于二战的需要，集中科技资源备战，强化有组织的攻关研究，旨在保障和促进对于战时工业经济特别是军工有优先支持作用的科技的发展和竞争。人工智能发展基于其科技特点以及极具颠覆性的经济应用潜能，如果不提前应对和防范，其可能带来的社会负外部性，毫无疑问会比既有的任何科技都更加复杂和严重。人工智能立法应该做到三个功能价值的协调。所以，劳动力体制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公平，指社会不同人之间出现的机会或利益极差的情况。这是非常可怕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长期陷入对抗之中而不能自拔[17]（P1）。
这个伦理性问题不好处理，值得加强研究，要尽快拿出可以确信的兼顾伦理设计的方案来。人工智能科技作为新兴科技，自身在应用上具有许多其他科技无法比拟的迭代效应，存在巨大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化空间，此外还具有渗透其他几乎所有领域的效用，即通过人工智能+方式，可以放大其他领域的效用。
一批直接与现实经济需要密切相关的新发明应运而生，包括纺织机、蒸汽机等，它们在专利法的保障下发挥巨大的经济潜力，支持英国最早开展工业革命，成为最早的工业强国。《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一系列相关文本宣示的，是人的价值的重要国际规范来源，但人的价值性应该不限于此。
基于上述价值的逻辑展开，最少可以包括：其一，坚持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科技立法的技术—经济范式在20世纪中叶，被以一种强化国家干预科技进步和转化的方式，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除了上述部分，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环境和生态保护，以及特殊科技安全如核安全等，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边缘位置。其四，坚持行为治理和技术治理协同的原则。何况，目前阶段，人工智能科技只是形成了巨大的潜力，还有重要的技术突破和扩展时期，从经济意义特别是国家处于机遇期需要提升竞争力上说，还存在一个极具关键的需要鼓励和引导期间。这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价值观。
通过加强并且系统化防范和治理的方式，达成风险可控。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复杂技术，其治理与对于一般的行为治理不同，存在技术专业化的特殊性，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除了通常法律的行为治理模式，应当针对技术架构的特点引入技术治理。
在人工智能替代白领工作领域可能导致的负效应，主要包括失业、问责和义务不合理、法律财务信息披露风险加剧、工作自动化等。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称之为工业社会的自反性或自反性现代化。
人工智能立法的上述价值观，应当通过一系列原则在人工智能的内在架构中予以进一步贯彻。可见，人工智能科技立法作为科技立法发展到当下的特殊新领域，其转型势在必行。
人类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需要加强的确实就是自己的经济生存能力问题，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让人类具备吃饱穿暖的能力，这大概应该成为一条底线。1949年新中国建政后，动用国家体制力量，集中科技资源，就一些急需重大战略科研进行了攻关，但科技发展和工业发展总体较为薄弱。人工智能新科技与其他许多科技有一个很不同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以认知能力为基础的技术，为此是具有与人相通的特点，因此引发极强的伦理关切。但科技具有经济意义本身，并不等于科技仅仅具有经济意义，或者说我们对于科技的关注唯其经济意义即可。
我们固然不能过于保守地处理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的危机问题，但是引入必要的监管设计应该不可避免。后者，则指应当注意人工智能立法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环境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等既有法律的交叉关系，它主要是以与普通法有重要区别的科技特别法而定位。
人工智能的信任机制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往往是具体场景化的，例如在人工智能决策领域，理性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的透明、可理解以及决策可问责等，大概都具有增进信任的功效。即，技术主要作为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工业革命的推动要素而受重视。
人工智能将导致传统劳动力的大量失业，合理安排、疏导或是通过培训再次利用这些劳动力，将是对政府的重大考验。人工智能科技在技术—经济模式下可能形成的负效应，可以归结为人工智能的科技社会风险。